今天是“九一八”，是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国耻日”。1931年的今天，日本关东军悍然炸毁南满铁路铁轨、炮轰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此拉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从细菌战到南京大屠杀，回忆起当时日军的所作所为，似乎已经是包含了世间所有丑恶的姿态。然而，明面上的战争还不是全部，日本的一项“国策”暗中贯穿了整个抗日战争，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一直没有停止过。
1931年9月18日，日军蓄意制造柳条湖事件的现场，即“九一八”事变的开始 图片来源：新华网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继英国之后，又对中国发动了一场新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从1931 年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开始到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一直没有停止过。这场战争的形式就是日本在中国占领区通过大量生产、销售鸦片等麻醉品，麻醉中国人的意志，同时获取巨额利益，而这些利益大都转换成军费，用于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日本这种违反国际法的非人道的“国家犯罪”，在东京审判中被揭露出来，震惊了国际社会。上述史料主要见诸起诉书、庭审记录、检察方所提证据以及部分战犯的审讯记录中。在法庭起诉书中，检察方用了相当的篇幅，起诉日本政府和军方有组织地利用鸦片“削弱人民的抗战意志”，其收入成为“侵略战争的准备及其进行所需的财源，有的用于日本政府在占领区扶植的诸多傀儡政权”的罪行。5月3日法庭开庭后，基南检察长在“开场陈述”（6月4日）中就提到日本使用鸦片于战争的罪行。在其后的检察方提证阶段，检察方提出了大量的日本在中国利用鸦片等毒品毒害中国人民的证据。如8月15日检察方在提证陈述中指出：“作为他们征服中国计划的一部分，日本领导者把鸦片和其他麻醉品作为准备和扩大侵略中国的武器。”“随着日本武力侵略的进入，不仅在日租界，而且在中国所有地区，日本的军方和各种民间机构，都大肆进行鸦片等毒品交易。”
庭审现场：日本战犯接受法庭盘问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陈述指出，证据显示，从所谓“满洲国”建立开始，到日本侵略深入到华北、华中、华南后，日本操纵的各地傀儡政权，废除了中国禁毒的法令，建立鸦片专卖垄断。鸦片专卖表面上是鸦片控制，实际上是借专卖制度垄断当地鸦片和其他麻醉品交易。（1）削弱中国民众的体力，以此削弱他们的抗战意志。制毒贩毒是违反国际法和人道的肮脏罪行。所以，日本政府和军方都竭力掩盖，尤其是对相关的政策文件都全面销毁，不留痕迹。因此，参与这些活动的人证显得非常重要。参与日本贩卖鸦片活动的重要人物、上海特务机构“里见机关”头目里见甫的口供书及其在法庭上的证言，对揭露日本政府和军部操纵、参与贩毒活动提供了重要参考。里见在口供书中承认，自己奉日本中国派遣军特务部和日本政府兴亚院之命，组织“宏济善堂”，专门从事贩卖、销售鸦片的活动：1937年9月或10月，我（里见甫）作为新闻记者到了上海，在这之前我在天津。1938年1月或2月，楠本实隆中佐问我能不能为特务部大批贩卖鸦片，他说这些鸦片正在从波斯运来的途中。特务部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部的一个部。其职责是处理日军占领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诸问题。这一大批鸦片1938年春运抵上海，存放在军用码头的一个仓库里，码头和仓库都派有卫兵。波斯鸦片放在160英镑的箱子也就是1920两（原文如此——引者注）一个的箱子内。波斯来的鸦片抵达后，我开始少量地向中国商人出售。当我从中国商人那里接到订货后，就派部下去特务部。特务部就命令仓库向我的部下发放多少量的鸦片。从仓库取出后，转交给那些商人。时间和地点都是预先商定的，商人在交货时付款。我把贩卖鸦片得来的钱以我的名义存入台湾银行，一个月向楠本中佐报告一至二次。我贩卖鸦片的价格，由特务部的军官和我协商决定。我告诉他们当时的市价，他们就我的贩卖价格发出指示。这个程序得到了特务部承认。根据特务部的指令，我从以我的名义储存的款中向三井物产会社支付原价，再扣除我自身的各种费用，余款交付特务部。从波斯来的鸦片到货起，到1939年3月维新政府成立，我把鸦片卖给中国商人，按上述方法支付款项。维新政府设立的同时，上海的特务部解散了。但又设立了兴亚院的支部……楠本中佐担任兴亚院上海支部的副支部长。兴亚院的经济部负责鸦片和麻醉品。兴亚院决定将鸦片交易事务转交给维新政府，维新政府在内政部下设立了戒烟总局。为了分配鸦片，组织宏济善堂。它是一个商业会社，其股东是8 个大鸦片商。我受戒烟总局局长朱曜之托，坐上了宏济善堂副董事长（副理事长）的交椅，宏济善堂没有董事长。宏济善堂的契约及诸规定都是在与维新政府协商之后，由兴亚院起草的。经兴亚院承认，我接受并在副董事长的交椅上就座。
庭审现场：海军上尉出示日本滔天罪行证据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法庭审理过程中，检察方证人奎尔在出庭作证时再次证实日本军政勾结，在中国占领区贩毒的罪行。萨顿检察官：日军占领前，在上海地区，公然买卖鸦片的情况，有？还是没有？奎尔证人：根本没有。因为……在严厉的法律下，上海的人们不愿冒着被处以非常严厉刑罚的危险。……如果做这种买卖的话，有的会被处以死刑、无期徒刑。萨顿：日军占领以后，有关鸦片的状况，在上海地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奎尔：状况恶化了。……1938年10月前后，日本官宪及傀儡政权的官吏之间，就有关设置鸦片局或转卖机关的问题，进行了交涉。……交涉的事项之一，就是上海西部，设置2处鸦片吸食所。……条件之一是这些鸦片吸食所每家应有20名鸦片贩卖者……1939年前后，在公共租界外，向人民贩卖鸦片的贩卖所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奎尔：宏济善堂是1939年5月建立的组织。是为分配上海地区的鸦片而设立的组织。奎尔：就我职务上所知，在上海，鸦片几乎肯定是由日本的船输送来的。这些船到了上海，就在日本方面的码头上卸货。……鸦片就是从这些码头上运到仓库的。然后，是从那里弄到鸦片贩卖所去的。萨顿：日本占领以前，上海地区麻醉品……的贩卖情况如何？奎尔：1938年以前，在上海没有看到过大量的麻醉品。关于麻醉品，中国人有个习惯，就是吸食过红色块状的鸦片。它是由鸦片的渣滓、海洛因、糖精以及染色的药做成的。但是，这种习惯被逐渐清除，到1938至1939年前后，已经很难看到。
大连宏济善堂戒烟部（位于现西岗区英华街），名义上帮助戒烟，实际上是由日本当局暗中操纵的鸦片贩卖组织 图源：大连图书馆性质相同的重要证据还有日本大使馆特务部部长原田熊吉的法庭证词。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进行鸦片战的罪行，经过东京审判被揭露出来，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法庭在判决时，对日本的这一罪行进行了一定的追究，指出，“日本签署并批准了禁烟公约，有不得从事麻醉品交易的义务”，但是，日本“为了筹措经费，和为了削弱中国的抵抗力，认可并扩大了鸦片及麻醉品的交易”。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一直进行鸦片等麻醉品的交易。而且，日本军方、政府都参与其中，形成了丑恶的以毒养战的战略。东京审判虽然揭露了日本的这一罪行，但没有时间深究，它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摘自《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政治外交编·战后审理》 ，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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